六年后，欧洲法院甚至直接在判决中阐明：条约即宪章（Constitutional Charter）。
习近平特别重视这个问题，而且要求给予明确的回答：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
英国著名公法学家马丁·洛克林明确指出，公法只是一种复杂的政治话语形态。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统一战线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爱国统一战线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画出的最大同心圆。[8]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治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治国，依宪治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治国，而不是依据美国、英国或者德国等其他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明确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不同，我们就可以解决现实中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的效力等级问题。
由此，启蒙思想家所宣称的自然权利或者人权，是自由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权利，在实践中是让强者更好发展的权利。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条第2款明确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71]同前注[20]，第164页。[53] 第五，罚款与没收并处。参见朱新力：《行政法基本原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41]批评者认为，把应得看作惩罚的根据，认为行为违法性体现在主观的恶上，而不是对社会有客观上的损害，是一种掩饰的复仇形式，[42]是个体对个体的，是特殊意志与特殊意志之间的较量，与体现普遍意志的法本身殊少关联[43]。
但是，如果在行政处罚中添加预防风险的目的，需要奉行风险预防原则，证明标准则可能需要适度放松，采行明显优势证明标准甚至是优势证明标准。典型如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在行政处罚实践中，风险社会理念的渗透其实已经十分明显。[87]台湾地区行政罚法第1条：违反行政法上义务而受罚锾、没入或其他种类行政罚之处罚时，适用本法。[62]贝卡利亚也早就说过：什么是刑罚的政治目的呢？是对其他人的威慑。此时，如何处罚的参照物并不单单是违法行为本身，而是要结合社会发展中的违法总量、以及违法行为未来的发展态势综合加以考量，需要兼顾一定的社会效果，违法行为人只是达到某种社会治理效果的工具和手段。
预防论尽管有可能是《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目的，但并不适宜作为行政处罚的主要目的，而只是次要目的，并且需要遵守相应的限制性规则。因此，行政处罚不可避免地需要兼顾社会效果，或者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固守报应论，显然无法满足这一需求。[25]据此，将报应论作为行政处罚的根本目的，在制度建构上至少需要遵守如下四个法则： 第一，行政处罚的处罚对象只限于违法行为人，而不能及于无辜者。但如果行政处罚是为了预防或警告，就需另当别论。
但是，这在行政处罚实践中并不会得到严格遵循。典型如查封违法企业的经营场所责令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等等。
[52]传统理论认为，连续违法行为按一行为处罚。第四，决定行政处罚的制裁力度。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1]同前注[20]，第164页。在预防论下，诸如没收第三人所有物和违禁品处罚无辜者施加状态责任连续处罚等等行为，都是可以被允许的，因为此时的处罚目的并不是为了打击过去的违法行为，而是为了预防违法行为的未来发生。有人认为，由于当事人死亡，罚款不予执行。摘要: 如何理解行政处罚的目的，意义重大，关系到多个具体制度的走向判断，与行政处罚的概念标准、制裁对象、证明标准、制裁力度等多个议题密切关联。[77]同前注[18]，第103页。
又如，在对第三者和无辜者科处非违法没收责任时，必须满足两个要件：（1）事实要件，某人已经实施了社会危害行为，或者是某物具有社会危害性。因此，长期以来，关于行政处罚的概念标准，一直是行政法学界的争议焦点和重要任务，[82]而刑法学却并非如此，刑法学基本不会在刑罚的概念与外延上着墨太多。
[20][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65页。参见谭冰霖：《环境行政处罚规制功能之补强》，《法学研究》2018年第4期。
类似地，由于报应论要求报应与违法行为应当等价。因此，在预防论下，行政处罚的制裁力度和制裁范围可以向外扩张。
为此，法定最高金额尚不足者，罚锾金额得超过法定最高金额。[30]譬如，《青岛市市场轻微违法经营行为不予处罚清单》《苏州市市场监管系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指导意见》《温州市生态环境局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轻微环境违法行为目录清单》等等。（二）预防论的次要地位及其立法安排 将预防论置于次要地位，并不是毫无意义的，适当添加预防论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其至少能够缓解风险社会的规制需求。[2]相关论述，可参见陈清秀：《行政罚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8-9页。
原则上，所有借助预防论增添的新型制裁措施，都应当由法律加以设定，而不能随意创设。[12]高秦伟：《论欧盟行政法上的风险预防原则》，《比较法研究》2010年第3期。
参见王世洲：《现代刑罚目的理论与中国的选择》，《法学研究》2003年第3期。[14]2020年6月2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许安标向常委会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修订草案）〉的说明》。
典型如《产品质量法》第52条规定：销售失效、变质的产品的，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产品，并处违法销售产品货值金额二倍以下的罚款。以行政没收为例，一般认为，没收第三人所有物并不违法，其往往被称之为扩张没收。
[44]这一逻辑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有些行为与此不符。[30]在行政处罚过程中，罚与不罚、罚多还是罚少，从违法行为结束的那一刻，便已盖棺定论，不容其他要素掺杂。三、报应论的理论漏洞 在法哲学上，尽管报应论在解释国家制裁的正义性上功不可没。相反，那些以预防未来行为为对象的制裁手段，需另当别论，诸如责令限期改正之类的行为，一般不认为是行政处罚。
公正的量罚，就是与侵害行为的性质而应当的、值得的量。因此，如果严格按照报应论，将等同于说违法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事业，[45]是在鼓励违法。
典型如理论界广泛争议的责令限期改正。我国《行政处罚法》没有规定免于处罚，只规定了有限的从轻和减轻处罚情形。
[47]参见秦天宝、赵小波：《论德国土壤污染立法中的状态责任及其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借鉴意义》，载《中德法学论坛》2011年第8辑，第266-274页。[3]参见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2018年5月1日作出的张志才非法猎捕野生动物案（商南县森林公安局[2018]第23号）。
